对失落自我的苦苦寻觅及其他———读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
    
    顾琅川(绍兴文理学院　中文系,浙江　绍兴312000)
    
    摘　要:一再在文中阐述人性的归根倾向,是40年代初期开始的周作人撰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心理动因,在于附逆后的周作人自感于本我失落而试图寻回以恢复内心平衡的迫切要求。1946年关押于南京监狱中《儿童杂事诗》的创作,正是从与这种寻根倾向一脉相承而来。诗作者在稚情憨态孩童的勾描中,在人与自然圆融无碍童年世界的创造中,在与鲁迅“兄弟怡怡”之情的重温中,苦苦寻觅着失去的自我。另外,《儿童杂事诗》也隐含着周作人的某种申辩,寄寓着他对人们以“变”来概括全人,抹煞了他“未变”部分的某种不平。
    
    关键词:自我失落;寻觅;儿童杂事诗
    
    1947年12月,国民党政权最高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名,终审裁定,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周作人未再上诉,而静静地接受了历史的这一判决。就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期间,周作人童心来潮,诗兴频作,以天真未凿、不沾纤尘的童年世界为题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计创作儿童杂事诗72首。尽管周作人一向以善于调节情感,可以在种种不良条件下平静著述闻名,然而大墙铁窗与童情诗趣的离奇组合毕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人们不禁要问:是怎样一种心理需求的力量汇聚成周作人这次奇特的诗情喷发?考察周作人附逆以来的深层心态,可以发现,这次童心诗意的喷涌并非偶然,而是一种蓄势已久的情绪力量推动的必然,其所表现的,正是周作人酝酿多时、期盼殷切的一次对失落自我的苦苦追觅。
    
    一
    
    周作人叛国附逆宣告了他的自我毁灭。从此,周作人的名字在青年人的心中永远失去了固有的光泽与影响力。表面上看,周作人一直平静坦然。他持不辩解说,千秋荣辱,交付后人评说,似乎颇有自信。然而心理深层,作为一个长期接受儒家伦常熏陶的东方知识分子,身后名的恐惧已日益成为一种挣扎不脱的梦魔般的沉重阴影,死死地压在他的心头。实际上,作为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再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他已可悲地失去了他的本然自我。昨天那个具有独立个性、人格尊严的周作人已不复存在。失去方知贵重。回首以往,尤其是孩提时代,纯真无邪的童年之我几乎具有了圣洁的无上的意味。重温本然自我以恢复心理失衡,哪怕只是稍稍减轻一丝不堪承受的沉重压力,成为周作人出于本能的行动要求,成为他一种急切的期待与企盼。
    早在40年代初,还在周作人肥马轻裘、宾从如云的官势显赫的年代,他就开始著文阐述人性发展中的一种重要倾向,即“归根”倾向。他反复阐释,在隐秘复杂的人性世界中,潜伏着一种根本要求,即返本归元要求。这种人性要求,平常时刻也许蛰伏若冬眠然,而到一定时候却会骤然苏醒,以不可控抑之势强劲地迸发出来。在《广阳杂记》一文中,周作人介绍了明遗民刘继庄、朱舜水晚年的生活逸事。生长于北方直隶的刘继庄避居吴地30年,饮食起居皆与当地相习,而老年大病之际,“所思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朱舜水明亡之后亡命日本早习和语,“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乡味”“乡语”似乎早就失去,其实它只是潜伏着,到老病之际终于“故态”复萌,突破控抑奔涌而出。这便是人性世界中的归根倾向在无形中起着作用。所以周作人点出主旨:“人至晚年渐归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会也。”
    归根亦即归乡,归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类诗句自古以来总是特别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它们深切地反映了人们漂泊无依的心灵渴求抚慰安顿的共同愿望。回归乡土,投奔母怀,这是古往今来人性的一种永恒追求。周作人《无生老母的信息》一文所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性永恒追求的信息。该文介绍了一种关于“无生老母”的民间信仰。周作人注意到,这种“老母崇拜”的宗教之所以能广泛流传,深入民间,就在于它对人性这种追求表现出深切的理解,并以一种宗教化的方式给人们提供了充分的满足。周作人写道:“经里说无生老母是人类的始祖,东土人民都是她的儿女,只因失乡迷路,流落在外,现在如能接收她的书信或答应她的呼唤,便可回转家乡,到老母身边去,……听见这么一种福音,这是多么的一个安慰。”
    周作人一向自称“少信”。著述为文,他总是注意控制自己的情感,而以平静、理性的态度出之,力求行文的淡远、平和。独有这类文章不同。遗民垂老的乡关之思使他“读之怆然有感”,无生老母召唤儿孙归去的呼唤引动了他心灵的凄楚感应,使他“兴奋感激,仿佛得到安心立命的地方”。显而易见,周作人在这里早已跳出单纯的介绍,而将自己整个儿烧在里面,清楚地透露出他隐秘的心迹。
    与阐述人性归根要求相呼应,40年代初的周作人写了为数众多的忆乡述乡之作。《禹迹寺》,《上坟船》,这些一时名篇之外,《桑下丛谈》推出有关越地风物胜迹短文44则。这种思绪频频往家乡飞越,对乡土山水梦牵魂绕的痴迷情状,是很不寻常的。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于《桑下丛谈·小引》中的这一节话:“余生长越中,十八岁以后流浪在外,不常归去,后定居北京,足迹不到浙江盖已二十有五年矣。但是习性终于未能改变,努力学国语而仍是南音,无物不能吃而仍好咸味,殆无异于吃腌菜说亨个时,愧非君子,亦还是越人安越而已”。这里,“努力学国语而仍是南音”,岂不就是朱舜水之“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无物不能吃而仍好咸味”,岂非正同于刘继庄老年大病之际“所思皆北味”?原来,述遗民,正是述说他自己。正是他自己,深感成了一个浪迹天涯、失乡迷路的游子,因而跃动着“归根”的企盼,躁动着寻觅道路以返回乡里、投入母怀的苦苦追求。
    
    二
    
    把握住附逆以来便一直躁动在周作人心底深层,这种重新寻回失落故我以归根返元的迫切希冀,他在南京服刑期间,这次为数众多的儿童杂事诗的创作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大墙囚房不仅与童情诗趣并不相悖,而且还可能是一种促成的因缘。也许,正是在这种时候,当周作人终于接受了历史的严正判决之后,他才真正获得了一次冷静面对事实作理性、整体反思的机会(自然不可能是深刻而抓住本质的),而一颗为种种杂念牵缠而躁奋不已的心也在这特殊的境地中得以一定程度上平静下来。———这都是童趣来潮、引发诗情的必备条件。
    于是周作人的思绪飞越铁窗,横绝时空,回到稽山镜水间的家乡,遨游在童年时代的往日风情中。无论是于岁时风土的巡礼,还是于瓜果零食的追忆,周作人笔下出现的,无不是一幅幅色调温丽的乡井风俗画面,而渗漾其间,从而使画面跳荡着生命光影的则是天真烂漫的童趣童真。且看———
    
    书房小鬼忒顽皮,扫帚拖来当马骑。额角撞墙梅子大,挥鞭依旧笑嘻嘻。　　　　　
    (《甲之十·书房一》)
    
    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　　　　　　
    (《甲之二十·苍蝇》)
    
    啼彻檐头纺织娘,凉风乍起夜初长。关心蛐蛐阶前叫,明日携笼灌破墙。　　　　　　
    (《甲之二二·蟋蟀》)
    
    当周作人成功地勾勒出书房小鬼这一副淘气的稚情憨态的时候,当他的思绪沉浮于孩提时代,那夏日午后桂树荫下捕捉苍蝇,秋凉季节阶前墙根寻逐蛐蛐等生活场景的时候,似乎,那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童年突然面目清晰起来,终于成为一种可以触摸的实在。他千方百计追觅的“根”,是不是就在这里呢?———那时间上的童年与精神上的童年,早就化融为一。
    周作人的思绪还飞向了鲁迅,在诗中重温了当年的“兄弟怡怡”之情。1923年7月,周作人与鲁迅失和,从此手足参商,形同陌路。“东有长庚,西有启明,永不相见”:兄弟俩的名字不幸竟成谶语。但这次,“两星”却意外地重聚在追忆中了———
    
    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床头谈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丙之六·故事三》)
    
    目连大戏看连场,扮出强梁有五伤。小鬼鬼王都看厌,赏心只有活无常。　　　　　　
    (《丙之十八·鬼物二》)
    
    这“床头谈久浑忘睡”的情景,正是当年同鲁迅“联床话雨”的再现,而“赏心只有活无常”,更分明是小兄弟俩当年共同的趣味爱好。监禁中的周作人已破例两次提到久已未提及的鲁迅名字,并毫不含糊地称之为自己难得的“知音”、“索解人”。同是作于囚室中的《天才》一诗,更动情地回忆了留学日本时聆听鲁迅论述天才的情景,而以“忽忽四十年,人琴无处所”作结,为兄长逝去、音容永绝而慨叹不已。这里,除了对“人琴无处所”的慨叹以外,恐怕还包含着更丰富的情感内涵吧?自然,这绝非意味着周作人对失和一事的态度有了根本变化。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在重温当年的“兄弟怡怡”之情,并深切感到已逝韶光那一份手足亲情之珍贵莫比。“南镇归来谒禹陵,金阶百步上层层。手持木碗长刀戟,大殿来听蝙蝠鸣。”〔1〕这不是与兄弟家人出游、携手相将的图景么?那一份融和无间,那一种怡然欢然,能不让人痴迷欲醉么?周作人追寻不舍的本然自我,终于在这里又发现了具体、切实的一个部分。
    周作人多次惋叹,他在家乡度过的是“忧患寂寞的童年”。但《儿童杂事诗》中,周作人却滤净了“忧患寂寞”,他所回忆不尽的故乡童年,是色香味俱在的瓜果饵饼,是摇人心魂的四时八节,是人神共融、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济的画图———
    
    鲇鱼飘荡日当中,蝴蝶翻飞上碧空。放鹞须防天气变,莫教遇着乱头风。　　　　　　
    (《甲之五·风筝》)
    
    蝴蝶黄蜂飞满园,南瓜如豆菜花繁。秋虫未见园林寂,深草丛中捉绿官。　　　　　　
    (《丙之十二·虫鸟一》)
    
    另外,无论是清明祭祖的“绕过坟头数百狮”,还是中秋拜月的“红烛高香供月华”,都无不描绘出儿孙与祖先对话、人间共天庭同乐的融和无间的生动场景。处于画面中心、主宰地位的当然仍是儿童。在节候变换、岁时推移之中,他们健壮地成长,兴高采烈———
    
    新装扛秤好秤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过一株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　　　　　　
    (《甲之十二·立夏》)
    
    跳山扫墓比春游,岁岁乘肩不自由。喜得居然称长大,今年独自坐山兜。　　　　　　
    （《甲之九·扫墓三》)
    
    一切化育在自由自在、圆融无碍的自然律的运转之中,身心俱健,生命力旺盛:这便是《儿童杂事诗》饱蘸感情勾勒出的儿童世界。它与文本以外的现实世界构成的映照是强烈的。附逆后的周作人“荣任”督办,更有别的一长串头衔,官势不可谓不显赫,但他感受中的现实处境,却是光景暗淡:“不须更读枝巢记,如此秋光已可悲”,〔2〕“河水阴寒酒味酸,乡居况味不胜言”。〔3〕且凶机四伏:“掩卷闭门无一事,支颐独自听狼嗥。”〔4〕尤为不堪的是精神拘囚,故园虽在,却是有家难归:“廿年关在书房里,欲看山光不自由”,〔5〕“吾乡亦有姒家菜,禹庙开时归未成。”〔6〕周家祖茔所在地跳山,周作人想象其现实的景况是———
    
    大风吹倒坟头树,杉叶松毛着地铺。惆怅跳山山下路,秋光还似旧时无。　　　
    (《苦茶庵打油诗·其十六》)
    
    坟山依旧,人事已非。惨淡秋光里,断树横道,枯叶盈积,一片萧寂、残败。《杂事诗》同样写跳山,两相对照,境界气氛迥然有别。对照的强烈所提示的信息,是《儿童杂事诗》描绘的童性世界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于是在理想化的童性世界的遨游中,周作人欣喜地又一次发现了他所追寻不舍的本然自我。
    周作人对自我失落寻求的愿望是迫切的。但理性的周作人未必没有隐约地意识到,失落的自我也许终将是永远地失落了。《杂事诗》偶而会突然跳出与整体不谐的悲凉的变徵之音,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最显者大概可推这一首———
    
    人生未老莫还乡,垂老还乡更断肠。试问共谁争岁月,儿童笑指鬓如霜。　　　　　　
    (《乙之十一·杜牧之》
    
    诗尽管以人名为题,但完全不必认定所写者为某一特定人物,这是周作人创造的一个角色,一个风尘仆仆、饱经岁月沧桑的归乡寻根者的形象。诗眼自然在最后一句:“儿童笑指鬓如霜”。这位寻根者长途跋涉回到家乡,似乎已寻到自己的“根”了。但岁月无情,这个两鬓如霜的“我”已非昔日之“我”:天真无邪眼光的点破,宣告他已永远无法回到昨天,找回失落的自我了。全诗宛若一个久历忧患者一声沉重、绝望的叹息,诗境苍凉,与《儿童杂事诗》以温煦为特色的总体格调很不相同。诗透露出周作人对失去的自我难以找回的一种直觉,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感与恐惧感。
    
    三
    
    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有一部分并不涉及童年生活,而是以一些文史人物为题材。这些人物智愚不一,身份更是悬殊,但无一不是“老而孩“的顽童,成人而葆有一颗童心者。
    这是贺知章———
    
    故里归来转陌生,儿童好客竞相迎。乡音未改离家久,赢得旁人说拗声。　　　　　
    (《乙之十·贺季真》)
    
    这是辛弃疾———
    
    幼安豪气倾侪辈,却有闲情念小童。应是贪馋有同意,溪头呆看剥莲蓬。　　　　　
    (《乙之十四·辛稼轩》)
    
    这里,自称“四明狂客”而为酒中八仙之一的贺知章与乡音未改、童心宛在的贺知章,词气豪放盖世的辛弃疾与“溪头呆看剥莲蓬”的皮赖的辛弃疾,到底哪一个更真实呢?应当说,都一样地真实,一样地可信,并且两者是自然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物身上的。
    这些诗该如何理解?它透露出周作人内心怎样一种隐秘的信息?周作人曾一再悲叹过,“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了‘赤子之心’,好象‘毛毛虫’的变了蝴蝶”,体性全改。〔7〕周作人这些诗,同样是抒发了这种慨叹,而向少数始终葆有一颗“赤子之心”的“老而孩”的历史人物表示了钦敬、向往之意么?确乎如此,但似乎又并未局限于此。
    联系背景,揣摩诗意,周作人似乎在这里隐含着一种申辩。他仿佛在讽示,人们往往惑于一个人表面发生了的变化,而怠忽于去注意其仍可能存在的未变部分,以致以“变”来概括全人,抹煞其余。诗中这些文史人物,多是鬓发如丝,历尽沧桑,“老”了,“变”了,可仍是乡音未改,童心未泯,仍有着未“老”、未“变”的隐性一面。这岂非告诉人们,人被岁月无情扭曲着,冲刷着,却依旧可能多少积淀着一些未因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稳定成分么?周作人还仿佛在讽示,人们往往过于注重了一个人身份、地位等外在因素,而多少忽视了行事、活动等更为内在的本质,以致失去了对人的真实把握。这些文史人物,就外在身份言,或是布衣野老,或是达官显爵,相去甚远,然而一进入心理深层,却皆具一腔童真,则无有殊异,即使地位高贵如君王,也未必就氵曰没了其固有的童稚本性。《儿童杂事诗·乙之十六》以幼年即位,为聊城傅以渐画《状元归去驴如飞图》的清顺治帝为题材:“挣得清华六品官,居然学士出寒门。胡皱亦是知风趣,画出骑驴傅状元》。”既是操天下臣民生杀大权的帝王,又是稚气可掬、烂漫天真的孩童,这是一个奇迹,却又绝对是真实的。当人们片面地夸大前者,而自以为把握住了封建君主本性的时候,那真实的、活生生的顺治帝就已经在他手中萎谢了。周作人是否借此在暗示自己的一种不平?———人们总是只看到他此时此地现实的囚徒身份,而轻易抹煞了他彼时彼地以往的一切,这既不公正,自然难以使他心服。
    这固然是我们的悬揣之词,然而却并非蹈虚之论。首先统观周作人狱中的心绪状态,可以清楚地发现,其始终是以心怀不平、满腹怨望为特征的。一方面,身后名的恐惧固然使他感到沉重莫比的精神压力,而另一面,他于自己背叛民族、大节有亏,却一直未能加以触及要害的反思而真正深刻地有所认识。同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一组《吾家数典诗》,把他这种怨怼不平的心绪表现得清楚了然。《数典诗》首题吟咏的是文王狱中演述《周易》的典实。司马迁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阝厄而作《春秋》”之语,意谓二人之所以著述,皆出于困厄中一腔孤愤之情。周作人将自己比之于历史上幽囚里愤而演《易》的周文王,其怨愤之意可谓尽溢于笔端。这种抵触情绪支配下的周作人,顽梗地拒绝任何改悔。《数典诗》之三以历史上善于知过能改而垂范后世的周处为题材。周作人却别从一条思路切入,对史书记载的所谓杀虎屠蛟表示了怀疑:“世间艳说除三害,杀虎屠蛟事有无。”处囚室的周作人自然并无这份闲适来翻历史旧案,他提出“杀虎屠蛟事”之“有无”,并非一般地表示对此有所怀疑,而是借这种于事件有所质疑的方式,显示自己于这一以幡然悔悟而留迹于史书上的人物不以为然的态度,而根本意图,则在于隐晦地表示自己拒绝忏悔之意。狱中关押的周作人一直拒不承认自己“有通谋敌国之情事”。他呈递国民党当局最高法院要求复判的申诉状辩称:自己出任伪职期间,“抱定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之宗旨,抵抗奴化不遗余力”。〔8〕一个日伪教育总署督办,不是卖力为日本侵略者推进奴化教育,而是“不遗余力”抵制奴化:这种逻辑之荒谬绝伦自是不言而喻。但这大体是反映了当时周作人的思想实际的。自己既非“通谋敌国”,自然无忏悔可言。
    再从《儿童杂事诗》本身着眼考察,也可找到一些较为切实的论据。以晋惠帝为题材的一首似乎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论据。诗写道:“满野蛙声叫咯吱,累他郑重问官私。童心自有天真处,莫道官家便是痴。”晋惠帝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愚懦之王。天下荒乱,百姓饿死,称“何不食肉糜”者即是此公。诗的本事,据《晋书》卷四记载:“帝又尝在华林园,闻蛤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晋惠帝当时已非童年,此问哪有什么“天真处”可言,甚愚妄可笑,地道是一个长期深锁宫禁而成的白痴。熟谙史事的周作人却赞之以“孩子气”“自有天真处”,殊非本意,而明显是一种障眼法。他真正的兴趣所在,是这怪特之问本身:在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官私之别的地方,这位君主却以为有此一问加以区别之必要,千载之下,强有力地打动了周作人,引起他强烈的共鸣。自己出任伪职,保全了北大校产,抵制了奴化,此为官乎?私乎?却谁也没有加以辨析。周作人便欲以这首诗表示他的怨慨。“莫道官家便是痴”一句,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始切合周作人所表达的实际内涵。
    以上就周作人《儿童杂事诗》所作的分析,论题本身带有很大的揣测性,自难免会有失之空疏乃至牵强之处。但联系到周作人狱中诗文的一再慨叹,“中心有蕴藏,何能托笔舌”,〔9〕“有怀欲倾吐,且拼面壁说”,〔10〕“哀怨虽刻骨,旁人那得知”,〔11〕以及“人间至情,凡大哀极乐,难写其百一,古人尚尔,况在鄙人,深恐此事一说便俗,非唯不能,抑亦以为不可者也”,〔12〕说服刑期间的周作人有着强烈的情绪波动,因而在看似平静、轻快而单纯的《儿童杂事诗》中同样寄寓着他复杂的情感,隐含有某种不平与申辩,与实际当不会失之太远,这是本文作者所敢于自信的。
    
    参考文献:
    〔1〕〔2〕〔3〕〔4〕〔5〕〔6〕〔9〕〔10〕〔11〕〔12〕周作人.知堂杂诗抄〔Ｍ〕.长沙:岳麓书社,1987.77,6,6,8,7,8,23,45,46,37.
    〔7〕周作人.阿丽斯漫游奇境记〔Ａ〕.周作人.自己的园地〔Ｃ〕.长沙:岳麓书社,1987.55.
    〔8〕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717